1952年3月21日，匆匆赶往，向毛主席汇报朝鲜战场前线的紧急状况——

  氯霉素是一种可以治疗伤寒和肺炎的抗生素，在前线那种严寒的环境下，许多志愿军战士都会染上伤寒和肺炎，医生自然便会用这种药，若是药品质量出了问题，那后果不堪设想。

  毛主席听完报告后，内心又惊讶又气愤，他神情凝重地说道：“我们的志愿军在战场上没被敌人打死，反倒被这些卖假药的人害死。通知陈毅，彻查到底，严惩不贷！”

  彻查的重任落到了陈毅肩上，在经过顺藤摸瓜的排查之后，用假药害死志愿军的凶手浮出水面，他便是上海大康药行的行长王康年。

  王康年不单单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才显露出他恶的本性，他犯事的黑历史，还要追溯到他最初踏进社会时。

  王康年是浙江杭州人，生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父亲开了一家杂货店维持生活，母亲则在家操持家务。

  家境的普通却没有限制王康年的志向，他自小便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做人上人。

  这份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这是许多人都羡慕的铁饭碗，父母也很欣慰自己的儿子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差使。

  王康年却不这么想，在电台待久了以后，他觉得那个小地方并不能施展拳脚，他一直在寻找别的机会一飞冲天。

  大亚电台是商业性质的电台，王康年能在其中接触到许多商业行情、产品广告，长此以往，他便掌握了一些做生意的诀窍，于是就下定了决心往这条路上走。

  王康年在阴差阳错下结识了妻子，后来在有钱的岳父的帮助下，他辞去了电台的工作，在上海开了一家杂货铺，往生意场靠拢。

  王康年并不是能够脚踏实地做生意的人，他心比天高，总觉得销售百货钱来得太慢，便一直思索着要做些别的什么生意。

  彼时正处于战争时期，因为交通不便等种种原因，进口西药断档，数量锐减，国产西药销售形势一片大好。

  王康年在饭局上见一位做西药生意的朋友赚得盆满钵满，便毫不犹豫地转行卖西药，开了一家西药行，取名为“大康药行”。

  大康药行在一开始生意并没有多大的起色，因为当时上海的两家大西药厂订货一定要用现金，王康年的现钱根本周转不过来。

  而在战局动荡的情况下，药品的价格波动厉害，往往是接下了订单之后药厂给出的价格却大面积上涨，没得商量，生意也并非那么好做。

  再加上刚入行，没多少实质的经验，王康年的药行难以维持，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勉强维持运转。

  王康年见自己的药行岌岌可危，便动起了歪脑筋，以玉米淀粉充当药物谋取暴利。

  此外，他还想出了一个模式，那便是先向客户拿定金，然后到厂家拿货，以此运转药行，这本是聪明的做法。

  客户自然也不是傻子，得知上当受骗后纷纷上门投诉、讨债，并将王康年告上法庭，揭发他卖假药、骗钱，搞得他声名狼藉。

  这下子，王康年做生意更是举步维艰，没多少人愿意再跟他合作，大康药行不得不宣告破产，王康年还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上海解放后，王康年却迎来了东山再起的转机。当时，上海百废待兴，担任市长的陈毅提出要扶持工商业发展，重振经济。

  于是，在工商部门的调解下，大康药行得以将以往扣住的药品都转为债务，以负债经营状态恢复营业。

  王康年的西药生意起死回生后，对国家“感激涕零”，誓要好好做生意，不辜负国家的期望。

  他在一开始的确有在好好经营药行，工作积极，生意也有了很大的起色，还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表彰。

  为了接到更多的订单，他还不惜向政府人员行贿，请客、送礼、送美女，无所不用其极。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伊始，许多官员都抵不住金钱的诱惑，被其腐蚀，在财富的驱使下甘愿帮助王康年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哪怕知道他是个不法奸商。

  王康年在各级官员的帮助以及庇护下，拿到了许多订单，但他把药品的定价定得很高，订多付少、虚开发票。

  还以次充好，售卖假药，用不合格药品和医疗器械赚黑心钱，获得巨额的利润后又再给官员一些回扣，以此反复。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康年就还清了所有债务，并且还有盈余，大康药行年销售额高达450万人民币，让人惊叹。

  王康年就是个只会唯利是图的小商人，对他而言，良知、道德这么多东西在利益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就是因为如此，他才把假药卖给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害了他们的性命，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

  抗美援朝时期，随着战况愈演愈烈，前线的药品需求一直增长，甚至已到供不应求的地步。

  新中国当时还遭到西方国家的封锁，进口药品基本无法流进中国，我们只可以自力更生。

  王康年见有利可图，通过个人的政府关系，不顾一切于1951年的11月拿到了向前线输送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订单。

  当时，大康药行是个没有资本的空壳，王康年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货，店员也告诉他，志愿军需要的消炎药和医疗器械，药行都没有。

  但他毫不理会这些，他只知道国家是不会拖欠资金的，他可以趁机发一笔国难财，只要能赚钱，怎样都可以。

  况且，他认为，从上海运送物资到朝鲜，路途那样遥远，到时候真的出了事也不一定会查到他头上。

  王康年最初还是有去想方法找货源的，可订单数量实在太大，他奔走许久后还是没能找到充足的货。

  他想着就先拖欠着，采购人员催的话也不用理会，可以无限期地拖下去，部队不断来信催，他便一直把信压着。

  然而，他并不了解战场上的情况，战事紧急，药品急缺，怎会是让他这样一直拖下去？

  在拖延了三个月之久后，王康年用热水袋、鱼肝油等低价冷门货搪塞，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前线需要的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儆素等消炎药，大康药行统统没有货，他便用玉米粉装到消炎药的药瓶里交差。

  药行拿不出那么多志愿军受伤消毒需要用的棉花以及包扎要用的纱布，王康年便使用没消过毒甚至用过的黑心棉花，将其制成急救包。

  送去的医疗器械也是老旧、生锈、残损的，要么具有极大的安全风险隐患，要么根本没办法使用。

  为了蒙混过关，他贿赂了层层官员，包括运输途中检查货物的质检人员，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把假药和黑心医疗器械送到了志愿军手上。

  王康年也曾动摇过，这毕竟是军人要用的药，跟普通老百姓用得不一样，这样以次充好，搞不好会出大事。

  但他已然利欲熏心，不想再去挽救什么，反正可以拿到钱就行了。他便这样忍心拿前线志愿军的三亿贷款来进行投机生意。

  大康药行的药物从上海运送到朝鲜，用在志愿军们身上，但玉米粉充当的消炎药、自来水充当的注射液、发霉的消炎棉花，怎么能治好志愿军的病？

  许许多多的志愿军因为用了假药伤口发炎得更加厉害，或是药物根本不起作用，就这样殒命于朝鲜战场上。

  据官方统计，我军因为缺医少药而死亡的军人多达2万多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志愿军战士牺牲于王康年的“毒手”。

  无数志愿军因医治无效死亡，远在上海的王康年却还能坐在桌前，安心享用不法利润换来的美味佳肴，这无疑是天理难容。

  前线药品质量出现问题的消息传到了彭德怀总司令的耳里，彭德怀一开始也不敢相信是这些国内的假药害了成千上万志愿军的性命。

  继而，彭德怀将此种情况上报给中央，劣质药品传到了毛主席手上，毛主席听完、看完后震怒不已，命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毅彻查此事。

  陈毅接到命令后，随即成立专案组彻查此事，誓要还死去的志愿军一个公道，慰藉他们的在天之灵。

  陈毅带人顺着各种线索开始调查各家医药行，可王康年早已买通了各个官员，再加上官官相护，一时想要调查清楚自然不那么容易的事。

  之后，专案组的调查人员想出了查药行的账目以及流水的办法，一家家进行经营规模、流水多少的对比，总能顺藤摸瓜查到真正的供应商。

  专案组发现，大康药行向前线提供的许多药品都来自没有执照的手工作坊，根本不是正规药企。

  可陈毅自然能想到，王康年一个普通的药行行长，是怎样拿到前线的大额订单，又是怎样蒙混过关将假药直从上海运送到朝鲜，并且绝对没被人揭发的呢？

  王康年被发现后，仍在上海躲躲闪闪，一度想要逃走，上海公安机关迅速将他带走调查，可在公安局内，他依旧闪烁其词，不肯直接回答有关问题，几经遮掩。

  法律怎么会轻易放过这样十恶不赦的人呢，王康年在公安局还是供出了他的种种犯罪事实。

  如何贿赂官员，如何骗取定金，如何售卖假药，如何以次充好，种种罪行他都在审讯中交待得一清二楚。

  这些罪行，连专案组的人员听完都大惊失色，而中央若想要彻查，王康年的层层保护伞哪里还有效。

  曾上过王康年当的群众以及大康药行内部有良知的员工都对王康年进行举报，这进一步使得王康年无法再遮掩。

  当年的《解放日报》登出了王康年被逮捕的消息，标题是：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大奸商王康年！所犯罪行为：腐蚀干部、盗窃国家资材、骗取志愿军购物巨款，罪不可逭。

  报纸上登出消息后，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忧的自然是那些收了贿赂、包庇奸商的官员，以及和王康年勾结在一起的资本家。

  有些人眼见王康年被捕，自己也难逃其咎，在极度恐惧之下选择自杀来逃避罪行。

  对此，陈毅叹息道：“咱们当中的有些同志，有勇气选择自杀，怎么就没勇气选择交待自己的问题呢？”

  据记载，当时收受王康年贿赂的涉案官员便有85名干部人员，涉及37个机关单位，受贿程度各有不同。

  他们当中有些人选择自杀逃避，有些人说是被王康年逼迫威胁，有些人便是自愿。

  其中，闹得很大的是当时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改处处长的李廷琳，他受到王康年的蛊惑，收受了大量贿赂，和王康年勾结在一起。

  在贿赂上，王康年竟然专门成立了一个“外勤部”以用来腐蚀干部，只要他想贿赂哪些干部，便利用这个“外勤部”来做工作。通过吃饭、送礼、游玩等手段，许多干部都被王康年拉下了水。例如，王康年给苏北地区一个局长贿赂，光吃饭送礼就用了两百多万元，还另外送了一辆机器脚踏车。

  早在1949年，王康年在接到苏北淮阴某机关的药品订单后，便让哥哥王康庆私自制作了200多磅伪药假酊剂，把这些卖给采购人员。

  1950年皖北军区采购人员向王康年买药时，王康年便将300磅过期变质的止咳糖浆卖给部队，部队发现后严厉责问王康年。

  1951年，平原省志愿军荣康医院到上海采购X光机，因为国营医药公司没有货，有关人员便为他们引荐王康年的大康药行。

  王康年陪着笑脸说可以从国外购买进口机器，并提供了样本，没成想，医院方面交了钱后，大康药行一个星期都没有发货。

  反复交涉后四个月医院才拿到了X光机，可是机器到货后，因为缺了两支灯泡而没办法使用，向王康年投诉后，他一拖再拖，一再搪塞，就是不肯处理。

  中南军区卫生部药政处长曾经过他人介绍，到大康药行购止血钳，王康年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用法国一般器械冒充德国蛇牌，以此欺骗客户，谋取了近两亿元的暴利。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说也说不尽，报纸当年也披露了一些，但是并没有引起中央的关注。

  王康年在公安局积极坦白，揭发受贿干部以及更多和他相关的不法奸商，他还表示愿意退回赃款，想“将功赎罪”。

  对于这样的奸商，毛主席下达的命令是“立刻执行死刑”，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不允许求情，谁求情也不行。

  不仅是战士，那么多人民群众都曾掉入他的陷阱，即使千刀万剐也不足以平民怨。

  当天下午，上海阴云密布，寒风像刀子一样在割在人们脸上，提篮桥监狱刑场内，王康年倒在了一声枪响之后，他犯下的所有罪恶，也结束在了那一声枪响。

  王康年被枪毙时，仅有29岁，他罪恶的一生来得不长，犯下的却是难以饶恕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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